时至今日，“非典”已如强驽之末。想当初“非典”肆疟之时，整个世界均视其为洪水猛兽。“非典”给人类带来的恐慌是莫大的，但我们不能不承认人类更强大，仅几个月的光阴，“非典”便在人类面前“俯首称臣”了，印证了“人定胜天”的哲理。“非典”是可憎的，但“非典”也挑战了人类的不良习惯和僻好，某种意义上说，“非典”是上帝在新世纪里给人类的“礼物”。作为一个法律工作者，我还以为“非典”有如下的法律意义。
    首先，“非典”作为不可抗力和情势变迁，已得到法界的认同，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因“非典”而延迟履行，应视为遇到不可抗力事由，延迟方应予免责。南京已有首例因“非典”而引起的诉讼。“非典”因素的认定将决定案件的审理走向。
    其次，“非典”对不良恶习的敲山震虎之效愈益彰显，《刑法》第330条、331条和332条以及《传染病防治法》已不能适应新时期对传染病的防、控、治需要，必须尽快制定更为规范、易于操作、调整范围更为宽广的法律法规，因为刑法仅追究结果犯的刑事责任，而对预备犯、行为犯以及过失引起严重后果犯却没有绳之以法，这一空缺应予弥合。
    再次，“非典”时期，整个社会更秩序化了，人们都能自觉听从政府号令，履行作为一个公民的防控义务，与此同时，相互监督，相互纠正，勇于向倒行逆施者斗争也蔚然成风，上自领导，下至平民百姓，都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自律，反映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良好素质，令国际友人刮目相看。作为法律工作者，我衷心期盼，以“非典”的楔机，将良好的卫生生活习惯，变成良好的社会秩序，进而营造良好的法律秩序，一切依法行事，这应当是“非典”之后，我们法律工作者追求的最高目标。